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，刚下过大雪，天气出奇的冷。那一年我作为一名天津市的老三届毕业生到兴海县插队落户。

当年我们是从天津东站乘火车到达沧海市的。下车后，同学们排着队走出了沧海市火车站；便在领队的知青办工作人员的招呼声中，一个个爬上了开往兴海县的解放卡车。

卡车在公路上行驶了几十里路后，开上了一条土道。车在颠簸的公路上慢慢的行驶着；寒风中的我们一个个萎缩在敞篷车厢里，望着身后驶去的一片片田野。车又走了两个来小时；我听见有人招呼，县城到了。

卡车开进一条不太宽的街道，两旁是红色的砖瓦房。当我刚看清兴海县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和路边的大众饭店时；车已经开出了县城。

后来我们到县里来赶集，发现我们的县城只有三四里长的一条街。县城通往外界的公路都没有修通；由县里到外面去要走挺远的土道，下雨天就会长时间通不了车。

下乡六年后，我被选调到当时县里仅有的三个小型国企中的一个；农机修造厂。说是农机修造，实际只能加工一些农机配件、维修一下农业机械。工厂面积不小，可是人不多，只有五六十人。

自从我入厂后，当时的历任厂长都是上面派下来的。有部队回来的转业干部，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，还有给县委书记开过车的司机。每任厂长干不了一两年，便调走升官了。

那时是计划经济，亏损了有县财政给拨款，工厂是从来不会发愁给工人开工资的。后来政策变了，国家开始给企业断奶了，工厂要自负盈亏了。

从那以后，上面就再也派不来厂长了；而且连一些有门路的职工也纷纷调走了。于是厂长只好在内部提拔了；厂里原来有两名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，一名是男的，另一名是女的，男的调回原籍了，女的后来当了厂长。

多年来企业效益不好，一直亏损；再没有人愿意来这里镀金了。这时在厂里当生产调度的我，经过几次进修培训，三十几岁就‘破格’当了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。

有一次县人大主任来厂视察工作，见到我后惊讶的说；这么年轻就当厂长了！

当时农村已经把土地承包给个人了。农业机械也就开始没有了销路，上面分配来加工农机配件的任务也很少了，最后连修理也没人修了。

县里领导从天津请来一位大学老师当顾问，顾问是学化工专业的。在他的建议下，县里的决策人决定我们厂转产建化工厂。

我当时表示了不同的意见；一是厂址位于县城，会造成环境污染；二是规模小的化工项目效益不会好。但我是一个小小的副厂长，人微言轻，根本就没人理会。后来厂里拿出来铸造和机修两个车间的地方，投资搞起了生产氯酸钾和涂料的化工厂。

化工项目折腾了两年，不仅出来的产品不好卖；要命的是散发出的气味让附近居民无法忍受。

有一次生产用的氯气泄露，把厂房后面的一片庄稼熏死了。农民们告到了县政府，县里的头头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；下令化工项目暂时停产。这样化工厂的设备就成了一堆废铜烂铁；让本来就不景气的农机厂更是雪上加霜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；当时企业已经是很难经营下去了。

这时候国家开始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了，‘臭老九’顿时变成了‘香饽饽’。上面指定县里选拔一名女副县长，要求大学文化，有做基层领导工作的经验。我们厂长是位女厂长，条件完全符合，而且是县里唯一符合条件的人选。

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，我这个副厂长要转正了。但是当经委主任满面春风的找我谈话时，却得到了我的回答是；我干不了，不能胜任这一职务。这种给官不要的情况，估计领导还是第一次遇到；满以为我会兴高采烈的答应，然后再情绪高昂的表表态。我解释说自己能力太低，当不好这个厂长，希望领导另选高明，我只适合当副手，没有统帅全局的工作能力。

其实我不是借故推辞；这两年我们的女厂长为了上化工厂，她已经将农机厂的工作全权委托给我，实际上我已经在行使厂长的权利。虽说我做了很大努力，工厂不仅没有多大的起色；自己还吃尽了苦头，同时也知道再继续维持这个烂摊子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。

接下来县领导选派过两次厂长；但来人到厂里转了一圈，了解一下情况后，就没有音信了。

要说还是当领导的有办法；那时正提倡民主选举厂长，于是上级领导到厂里召开职工大会，投票选举厂长。选举不提候选人，厂里厂外都可以选，还可以公开竞选拉选票。但选举进行的很平静，没有人出来竞选；结果是我近乎全票当选。

这样又让我增加了自信；众望所归，临危受命！一时间觉得自己好像是浑身热血沸腾，于是我下决心要大干一场。

我向上级领导提出了；化工厂必须宣布下马，而且要进行任职前企业审计的要求。县领导者们不仅同意了我提的要求，还实行了当时刚出炉的厂长责任制，赋予了我更大的自主权。

我当时上北京，跑天津，四处奔波，找科研单位引进新项目，找大企业联系配套加工。开发新产品，购买设备，加强企业管理。总之自己认为该干的，能干的事情全干了。

虽说自己尽了全力，但工厂只是做到不再继续亏损，职工收入略有提高；企业还是没有太大的起色，只可以算作惨淡经营吧！原因当然是我这个厂长不称职，不是当企业家的材料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不成功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企业家的胆略和气魄。不敢投资，更不善于融资。

有一次县经委领导找我谈话，他坦诚的对我说：“张厂长！你的最大弱点就是胆量太小，不敢干。你不要怕赔钱，赔了就当作交学费了；再说赔钱是赔共产党的，又不是用你自己掏腰包。”但我从来是不会干没有把握的事情；一个人的性格，思想意识是很难改变的。

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；企业发展是要受到自身状况、地理位置、交通等大环境的限制。俗话说，没有梧桐树难引的凤凰来；有几次来农机厂考察的合作单位都望而却步了。

企业想要发展，最需要的是人才。厂里不仅很难引进人才，就是连分配来厂的一名大学生和两名中专生，不到一年，大学生去了科委，中专生去了银行和工商局。其实他们学的是机械专业，而且是属于农村出来没有关系的。

我这个厂长一天到晚忙的不可开交，闹得自己身心疲惫，苦不堪言。其实我真的天生不是当官的材料；不仅不会和银行，税务，工商部门去搞好关系，更不会讨好上级领导，而且还和领导们对着干，就连县长也敢去顶撞。

县里要搞一个工程，需要占用农机厂的一块地方。几经交涉后，财政局答应给一部分补贘款，但是款项迟迟没有到位。按常规我应该找财政局长去‘疏通’；其实农机厂是国企，没有土地转让费的说法，只是答应给了一部分搬迁款。可是我不按常规去办事，而是下令不给钱就不腾地方，事情就这样僵持在那了。

于是县长召开办公会时就把我‘请’了去；“你们农机厂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点全局观念也没有！那块地方怎么还没有给騰出来？”县长态度威严的开口向我兴师问罪了。我答道：“因为财政局的补贘款没给拨过来，我为此还召开了职代会，他们的意见必须等款到后才可以。”这时财政局长说话了：“张厂长！你知道这些年来财政上给了你们厂拨了多少钱吗？你们厂亏损这么多钱，不都是欠县财政的吗？”我答道：“财政局是给过我们厂不少钱，可我在任期间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啊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省里去年有一笔拨给农机厂的设备更新专用资金至今没有给我们。”

这时候县长大人听得不耐烦了，满脸严肃的大声对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们可是国营企业，按政策我是可以无贘征用你们的地方！”我听了后也语调强硬的回答道：“县长说的很对，既然这样，你们根本没有必要找我来，告辞！”

我的话让会议室里在座的大小官员瞠目结舌；居然有人敢和县长这样讲话。

县长的工作作风是有名的强势，据说县委书记都惧他三分。我心中说，这次我一定会就地免职了。我刚站起身来，主管工业的副县长喊道：“张厂长你先坐下！”然后他到县长身旁耳语了几声后，对我说道：“你们的事散会后再说。”

第二天，财政局就把钱给厂里拨了过来。

事后经委主任对我说；张厂长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啊！你给县长和财政局长一个面子，再和他们搞搞关系，就是不止给你这点钱了；这回可好，还把县长和财神爷都给得罪了。

当席卷全国的企业改革大潮涌来时，我们的县领导者也开始对县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小企业进行改革了。

当时农村分田到户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，成功的让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。于是有了一个说法，企业改革要借鉴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。但是工厂又不可能分给个人单干；于是企业改革就成了把国营和集体企业承包给私人经营。县领导者们天真的认为；只要把企业交给个人经营，就可以改变原来的落后面貌。

接下来开始搞个人承包企业了。先是集体企业，接着是国营企业。国企承包是要征求原负责人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，我当时的态度是举双手欢迎。自己是这样想的；人要有自知之明，干不好就应该主动让贤。

经委领导误以为我要承包，于是决定农机厂公开招标承包。我这个人对当官本来不是太感兴趣；但是认为当一个厂长不同，还是可以为国家做点实事的——可是这个厂长真的有些干够了。原因不只是我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，而是被厂里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乱事，搞的焦头烂额。

县里工厂的工人和城市里的工人不同；来当工人的不少是当官的皇亲国戚，当工人是为了吃皇粮，享清闲来的。这些人即无技术，又不肯出力；可是一个个讲起话来头头是道，屁大的事也可以和你掰扯半天。

最让我头痛的是调工资；事前找你说事，事后找你闹事，一天到晚弄得你心烦意乱，还得耐心做工作。一次我为了说服一个没调工资的工人，就说你现在的工资比我这个厂长还高嘛，我还是你们选出来的啊！他回答了我一句；我能和你比吗？你还当官呢！

我当时听了没在意，后来和一个在法院工作的熟人聊天时的一句话，让我心里凉了半截；他居然说，你们这些当头的哪个全都是自己搂足了！

我当厂长这些年，深深的体会到；国有企业如果不实施改革是没有出路的。不实行竞争、优胜劣汰的机制，不消除大锅饭，行政干预等弊端，企业是没有希望的。

当时我也认为招标承包这个办法也许能找来能人，让工厂得到快速的发展。对我来说，只要将工厂搞好了，我当不当厂长无所谓。

公开招标的启示登上了沧海市日报；一时间还真有人登门咨询考察，有市里来的，也有邻县过来的。凡是来的人我都亲自接待；主动热情的介绍情况，态度真诚的表示欢迎。我还认真了解来人的情况，这情景看上去有些好笑；像是我在招聘厂长。结果让我很失望；看上去似乎有些本事的人都没了音信。

而让我觉的不靠谱的人倒是积极性十足。其中有一个县里乡镇企业的农民业务员想要来承包，可是条件不太具备，经委主管领导也不看好他。不过这个人倒是很会投门子，拉关系。他通过给县委书记当秘书的老乡，直接找到县委书记；也就是当初我顶撞过的县长，现在是县委书记了。

当时还流行一种说法，就是号召农民进城承包工厂。这样在县里最高领导的支持下，这位农村来的业务员获得了参加竞标承包农机厂的资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