鼠串都吃完，陈苍建显然还欲犹未尽，他拿过一颗野葱蘸了酱油，放在嘴边嗦。

“新泉，你别看咱们厂现在是这样一副鬼样子，这里面可是藏了很多好东西，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人吃不了，但厂里的老鼠是可以吃的。”陈苍建说完，指着库房和胡新泉算账。

电的使用，现在越来越普遍。

市场经济大潮来袭，各种乡镇小厂、作坊、养殖场、店铺等等蓬勃兴起，都要用电；要用电，就需要电力机械设备，但在这样一片大好的趋势下，为什么兴州电力机械制造厂还会停产停工？

陈苍建拍了拍胡新泉的肩膀，说：“因为有老鼠。”

兴州电力机械制造厂在电力机械设备制造这一块，是有绝对优势的，最好的设备、最好的工人、最好的技术。

这些“最好”，是计划经济年代，构成稳定生产的基础。

就好像一辆行驶在轨道上的火车，什么时间该在什么地方停，都早已经有了准确的规定。

在这种规定下，其中的一切都有两个特点：标准化和同质化。

因为不需要对前面方向的考虑，身处其中的工人个体，不需要对自己的前途命运负责，只要牢牢遵守集体秩序，并付出自己的最大努力，就会取得最好的成果。

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生产服务。

像董青金这样的工人，就和机床上的螺丝钉一样，在自己的位置奉献一切，成为整个生产体系中的其中一环。

有明确任务目标，在“劳模文化”的精神导引下，身处其中的人都心怀信念，这种形式是能够创造出奇迹的。

但改革开放后，既定的任务目标没有了。

架设在这辆火车下的轨道没有了，一时之间，兴州电力机械厂失去了方向。

市场经济打开了窗户，清新的空气进来，也带进来了苍蝇、蚊子、细菌……还有老鼠。

在管理岗位上的工人，依靠集体秩序时所建立的权威，很多蜕变成了“硕鼠”。

对这些，胡新泉是知道的。

作为兴州电力机械制造厂的技术员，也有一些新兴的制造厂，让他去做兼职技术顾问，但都被他拒绝。

做好自己，独善其身。是胡新泉定下的自我原则，但他也发现，兴州电力机械制造厂的糟糕情况，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坚持原则，而发生什么改变。

寒冬，并不会因为一棵树坚持不掉叶子，就不来临。

这让胡新泉感到无力和绝望，接到西京化肥厂调令时，他高兴的原因非常多，其中有一个是藏在心底的，那就是他在兴州电力机械制造厂已经看不到希望。

逃避，是胡新泉认为他能做的唯一抉择。

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！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。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陈苍建有些愤然的念了一遍诗经里的《魏风·硕鼠》。

和胡新泉偏向于数理化的逻辑思维不同，陈苍建虽然是一个理科生，但他身上有很重的文艺气质，在高中时就是公认的“才子”。

两人虽然都是农民出身，但陈苍建所表现出来的东西，会让人第一眼就误认为他是出身书香门第。

这种文艺的性格，能让人轻易的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在大学时，陈苍建和现在的功利是完全判若两人的。

自从选择留下后，胡新泉思考兴州电力机械制造厂的问题时，不在仅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技术员来考虑，这时听到陈苍建念出这首诗，他非常有共鸣。

胡新泉用力的点点头说：“苍建，老鼠，是咱们厂变成现在这样的根源问题，我赞同，看来，再见到赵书记，我们一定要和他说，要救厂，先灭鼠。”

陈苍建却猛的摇摇头：“新泉，你没明白我的话，这种时候，一定不能和赵书记提灭鼠。”

“恩？”胡新泉疑惑的看向陈苍建：“那我们该干什么？”

陈苍建轻轻一笑，拍拍胡新泉的肩膀，说出一句话，顿时让胡新泉一下呆住。

烟圈一个个腾起。

王世才深深的吸了一口，并不急于诉说，而是嘴巴一动一动的，将一口烟一个烟圈一个烟圈的吐出。

“赵书记，你应该听过王龙雄这个名字。”王世才看向赵明诚问。

赵明诚有些愕然，不禁问：“你说的是曾经被全国报道的‘领袖的好工人’的工人劳动模范代表王龙雄？”

王世才点点头。

怎么突然提到这个？赵明诚很不解。

对于王龙雄，赵明诚非常熟悉，那是60年代初最出名的一个工人劳动模范。

当时还曾经兴起过“向领袖的好工人王龙雄同志学习”的全国性活动。

王龙雄是关北机器制造厂的技术工人，他通过刻苦专研、大胆革新，进厂第一年就实现两项技术革新，数十倍的提高工作效率。

提前十年，将原规划生产任务完成，因此得以被最高领袖多达十几次亲切接见，成为计划生产下，全国所有工人学习的对象。

王世才说：“赵书记，我和你要讲的故事，就是关于王龙雄的。”

听到王世才要说的是关于王龙雄的故事，这让赵明诚有些失望，他想听的是王世才的事。

赵明诚摆了摆手：“王龙雄的事迹，我很熟悉，你不用……”

“不，我要说的，你不熟悉。”王世才有些反常的打断赵明诚的话，一字一停的强调：“你一定从来没听过。”

“好，那你说。”赵明诚抬了一下手。

王世才出神了一下，开口和赵明诚说了一个关于一双球鞋的故事。

60年代初，是计划经济全面推行的时代，也是工人阶级最荣耀的一段时期。

随着“斯大林模式”的计划经济战略实施，工业化变得重中之重，工人的待遇得到翻天覆地的提升。

为了让工人能够安于生产，围绕每一个生产厂，都会以苏联标准兴建工人村。

工人村的建筑都是苏联流行的“三层起脊闷顶式”。

红砖红瓦，四面固定叠砖的缓坡屋顶；风格划一简洁，没有太多装饰，但非常牢固。

工人村不仅提前实现了普通人的终极梦想：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。

而且自来水、煤气、暖气也全部配置。

每个一个工人村还有专门的“大合社”，等同于今天的超市，日用品、果蔬一应俱全。

配套的幼儿园全天候有人照顾，工人的孩子一生下来，就有国家供应的精细粮和牛奶豆浆。

这种生活条件，是当时普通老百姓做梦都不敢梦的。

那个时候，全国人民都向往的最高主义。

一些到过工人村的人和人侃大山，被问到最高主义啥样？

这些人都会毫不犹疑的说：就是工人村的那样。

当时最高领袖提出：“工人领导一切”。工人们不仅收入高，物质条件好，享受的服务设施齐全，还受到整个社会的敬重。

全国上下的人，都十分羡慕工人。

王龙雄，则是这些工人里涌现出来的最突出代表。

“赵书记。”王世才语速很慢的说：“王龙雄，最后跳楼死了，为一双球鞋。”